。

當然，謹慎并不是保持不動的意思，因為即便你一動不動，通貨膨脹的風險也依舊存在，會讓你的資產貶值。因此在機械工業出版社出版的華章經管系列書籍中，諸如《投資者的未來》等書籍通過回溯華爾街的成敗得失，來總結投資的經驗教訓。而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查爾斯·埃利斯的《長線：資金集團的成功之道》，以“美國三大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和全球最大的獨立投資研究機構之一”的“資金集團”（Capital Group Company）為例，為投資提供了另一種視角，那就是成功的秘密在于要關注“長線”注重長期，這恐怕也是對當前跟風投機的中國投資者如何謹慎的一個解答。

2企業改革

當然，投資者固然要謹慎，但企業的運作無疑也需要更規范。中國的股權分置改革推動了公司治理結構的變革，并且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機制也正在完善之中。而如何評價中國的企業改革，也是30年中國改革最值得反思之處。因為30年改革最重要的是經濟領域的改革，而經濟領域的改革重中之重又是企業改革，除了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之外，鄉鎮企業的轉型，民營企業的發展以及家族企業的變革，都是多姿多彩的企業改革領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自從科斯在1937年發表《企業的性質》一文以來，對于企業產權清晰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而威廉姆森和西德尼·溫特主編的《企業的性質——起源、演變和發展》一書是對科斯“企業的性質”最為全面和系統的回顧，并且在此基礎上還有拓展。不過彭羅斯與科斯意見不同。彭羅斯在《企業成長理論》中不斷完善“企業成長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被概括為：企業是建立在一個管理性框架內的各類資源的集合體，企業的成長則“主要取決于能否更為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從資源有效利用的角度看，企業的成長就是不斷挖掘未利用資源的過程。認真思考彭羅斯的“企業成長理論”的意義，不難發現，彭羅斯解釋的是什么在決定“邊際上的管理費用”，答案是“內部的管理結構”。這正是企業不同于市場之處，“內部”才決定了企業能否有效利用還“未利用的資源”，同時也限制了企業能在何種程度上有效利用資源。這為我們重新認識企業提供了另一條道路。

這種思想上的積累有助于從各個層面加深我們對“產權清晰”重要性的理解。事實上，審視中國企業的發展史，不可忽略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競爭過程中的曲折反復。“公司治理結構”、“企業社會責任”“環境友好型企業”等字眼頻頻鉆入我們的眼簾，這不斷提醒我們，中國企業在事實上是處于開放經濟的條件下，是全球化進程中無法剝離的一部分。而要獲得全球競爭力，產權清晰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制度條件。

當然產權清晰是不是意味著私有化，對此存在很大的爭議。郎咸平在2004年中質疑“國退民進”中的國有資產流失，掀起一場“郎風暴”以來，對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反思的浪潮席卷而來。而“叫停”“否定論”一時間喧囂塵上。“國退民進”這一邏輯鏈條之所以遭遇“郎咸平風波”，是由于原本“國退民進”的前提是在民主法制的基礎之上，而在中國的現實情景里，民主和法制“雙重缺失”，這導致了少數寡頭斂聚國有資產放入私人口袋，那么“國退民進確實提高了效率”，這種效率馬上就會遭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指出的致命一擊：效率是否公平？國企改制后收入分配的結果是否皆大歡喜？

事實遠非如此。在魏伯樂等提交給羅馬俱樂部的報告《私有化的局限》中，指出了各種前提條件缺失下私有化的困局。中國也開始尋找新的替代方案。挑起爭端的郎咸平的方案是因噎廢食，徹底停止大型國企管理層收購（MBO），以尋找有良知的職業經理人來作為國企改革的新方向。而復旦大學的史正富等人在《民營化還是社會化：國企產權改革的戰略選擇》中則從國外NGO的成功經驗中獲得啟示，提出國企產權可以多元化社會化，以此來取代民營化。但這兩種觀點都忽視了現實世界中，法律缺失的條件下，職業經理人和NGO市場上的陰影甚至多于國企改革領域。所以上述兩種方案難免給人“換湯不換藥”的感覺。應該重視的或是完善法律框架，切實推進法律的執行效率，并努力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律框架之中，以防“政治大于法”現象一再重演。這是隱藏在國企改制路徑背后的真問題了。

而與此同時，中國的民營企業已經不知不覺走過20載春秋，而且“國退民進”的歷史，至少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民營經濟的活力。民營企業以其對所處具體約束的把握與突破，形成了對哈耶克“自發秩序”思想的絕佳注釋。陳凌和曹正漢等在最近出版的《制度與能力：中國民營企業20年成長的解析》一書中，以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制度問題”和“技術問題”為切入點，作出了獨到闡釋。首先，從制度環境入手，指出制度為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成長路徑定了型，這一連串制度包括法律、政策等外在的正式制度，也包括企業所處的社會、文化氛圍、人際關系網絡與價值觀變遷等內在的非正式制度。其次，從技術問題入手，把企業的組織結構的具體設計及其變化看成是提高管理能力以應對技術創新的挑戰。

而民營企業中，有一類特殊的企業，既傳承了中國的“家族”傳統，又結合了20世紀的現代制度發明“企業”，生長出“家族企業”。早在2005年，李新春、張書軍就主編了《家族企業：組織、行為和中國經濟》一書，討論了家族企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各種影響家族企業發展的因素。而倉科敏材的《家族企業》一書則廣泛論述了有關家族企業的現狀和將來發展的課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比較了日本的家族企業與其他國家的家族企業之間有什么差異，這就闡明了未來家族企業存在發展的條件和前景。

對家族企業的研究也能構成對《制度與能力》一書的恰當補充。在《制度與能力》中被偉大的熊彼特反復強調的“企業家精神”反而涉及不多。而對于企業家來說，如何帶領企業突破原有的制度與能力的限制，并不斷在邊緣處進行創新，形成對舊有限制的創造性毀滅，正是其企業家精神或者說企業家能力的體現。這一點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上）》中倒是有所描述，但其眼界并不如凌志軍得《中國的新革命》開闊，吳曉波主要集中在以時間為軸來闡述企業家的命運，而凌志軍在《中國的新革命》中則以中關村為例，生動描繪了企業發展的波折艱辛，也刻畫了中國改革的部分歷史圖景。盡管能否稱為“新革命”或可商榷，當凌志軍的確開啟了一種將企業置于整個中國改革進程中來加以審視的敘事手法。以布羅代爾的“長時段”來衡量中國企業的發展史，那么這20多年間中國現代企業還處于襁褓之中，遠未成熟。因此需要不斷推進對企業的研究，斯蒂文·米德瑪編的《科斯經濟學》最近剛剛出版中譯本，對科斯在法與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領域的貢獻做出了回顧。而除了在學理上需要進一步深入外，在現有案例的研究上恐怕也需要拓展。

3轉型模式

一方面是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股市的發展和企業的成長都日新月異，而另外一方面，中國的貧富差距卻又不斷拉大，對于公平的呼聲日益強烈。要如何看待貧富差距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的《生活水準》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既是對亞當·斯密“體面生活”的現代回應，也是森基于一貫對“貧困與不平等”的研究得出的自然結論。生活水準到底有一些什么標準，其中重要的是周圍的人的生活水平將決定你的生活標準是什么，正如斯密所說“鄰人的穿著決定你的穿著”。森的拓展在于把能力視角引入到分析中來，認為不管生活水準到底如何，關鍵是人的能力要拓展。這也是森對《以自由看待發展》，《論經濟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等書中思考的延續。

森的研究在中國激起了不少回響，研究中國貧富差距的著作開始出現。蔡昉的《窮人經濟學：農業依然是基礎》通過對政策扭曲情況下的全球農業病的反思，來對照中國的“三農問題”。蔡昉認為解決中國窮人的問題，需要未雨綢繆，權衡各種政策的收益與成本，而在現實制約的條件下，從培育國內市場入手可能是較好的選擇。而要大完成這種改革，除了在農業技術上要采用政府誘致性的技術變遷之外，在農業經營方式上應該允許多元化經營。事實上，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一直為人所詬病，從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這種質疑就從未停歇。那么三十年來的改革“以效率換公平”的后果到底如何呢？趙人偉和基斯·格里芬主編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一書，同樣著眼于中國數據的計量與實證，其結論是收入分配上的制度性扭曲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化。這也為反思改革三十年如何轉向更“公平”的發展提供了基礎。

實際上不管是貧富差距拉大，國企改革扭曲還是股市非理性繁榮，這些經濟上的狂飆引發的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的問題。這一問題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中有過討論，斯密晚年擔心市場經濟的過度發展可能會導致社會禮樂崩壞。這啟發了后來的經濟學者不斷反思經濟增長的意義所在。實際上，當下的中國對于物質利益的無盡追求使得市場競爭喪失了道德基礎，甚至如“山西黑磚窯”這樣的事件更突破了法律的界限，刺痛了我們的神經。汪丁丁的《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一書認為市場經濟的實質是一種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它所需要的是一個不斷擴展的作為其道德基礎的關于產權的共識和信任關系，以及維護這個道德基礎的強有力的法律體系。而作為支持個體充分發展的市場，總必須有能夠支撐它的道德基礎，這讓我回想起康德的名言：“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盡管《市場經濟與道德基礎》一書收入的論文跨度長達十多年，但對于當下中國而言，依舊是適逢其時的警示。

那么中國到底將會如何轉型，以化解當前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呢？或者說中國的制度將會如何演化？張旭昆在其巨作《制度演化分析導論》中分析了制度變遷的成因與模式，并對單項制度變遷和制度系統演化做出了區分。這一理論上的抽象，并沒有直接對中國的模式轉型提出見解，但依然為分析中國模式轉型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林毅夫在其新書《解讀中國經濟沒有現成模式》中旗幟鮮明地認為沒有現成模式，“不盲從國外現有理論，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研究乃至了解中國當代經濟的必由之路。”

而本力主編的《崛起？！中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兩種可能》結合當今一線經濟學家的智慧，探究了中國經濟奇跡背后的原因，并展望其可持續的因素，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中國奇跡將會持續，另外一種則非常悲觀，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積聚了一個大泡沫，而是泡沫終究會破滅？那么，中國的危機會以何種形式體現呢？是會重蹈拉美的覆轍，還是走上日本的老路？印度模式對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崛起？！》一書重點分析了這三種可能的參照路徑。關注拉美的貧富差距問題，關注日本的金融市場泡沫，關注印度的內源性增長，這都有助于中國在未來找到屬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