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伴隨著民族國家出現的。300年前，世界上沒有民族國家。西歐是天主教會與神圣羅馬帝國共治下的封建法治王公國;東亞則是基于儒教文明的“天下體系”。

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

16-17世紀發生在西歐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把個人從原來的有機體中解放出來，“個人”成為社會的基本單元，社會的組織形態演變為基于契約的社會，“個人權利”成為達成社會契約的基本前提。判別一個社會成員的標準通常是文化、語言、地域等屬性。具有相同屬性的一群人通過契約方式組成的社會就是“民族國家”，社會契約就是該國的憲法。

這樣的社會調動了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契約社會和市場經濟天然吻合，這兩者同時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此前不論是歐洲的封建王公或是中國的宗族，都截流了大量財富，而民族國家打碎了這些“截留”財富的中間層直接從個人汲取財富，因此民族國家比傳統社會不僅能產生更多的財富，也能集中更多的資源。一旦第一個民族國家誕生，周邊國家要么被吃掉，要么必須轉型為民族國家參與競爭。

歐洲民族國家濫觴于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鐵蹄喚醒了歐洲。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從歐洲到拉美，到亞洲和非洲，一波接一波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浪潮，直至推動全世界都完成了向民族國家的轉型。

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著眼于本民族的生存發展，強調本民族文化歷史的優越性。民族主義給個人提供了歸屬感和使命感。在弱肉強食的民族國家叢林中，民族主義對內可以凝聚民眾以利統治;對外可以動員資源以御強敵。由于民族主義用本民族的生存發展和文化歷史優越性做動員，一個民族國家必然要和周邊的其他民族國家產生利益和文化的沖突，因此民族國家的形成無不伴隨戰爭和血腥，而且愈演愈烈，直至爆發死傷無數的兩次世界大戰。二戰后各國人民痛定思痛，決意抑制民族主義的陰暗面，避免再次爆發大戰，為此1945年在舊金山制定了聯合國憲章并成立了聯合國。

中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曲折歷程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體系向民族國家的轉型一直曲折而迷茫。從秦到清，中國一直是三個等級的儒家文明同心圓：中原地區是儒家的最高文明，其次是歸化儒家的藩屬地區，再外面是有待教化的“蠻夷”之地。中國人的定義和種族地域無關，只要信奉儒家，蒙滿皆可入主中原。

從英國特使馬嘎爾尼拒絕跪拜乾隆皇帝，到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西方“蠻夷”以堅船利炮逼著大清這個文明體系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孫中山革命的動員口號是基于種族的“驅逐韃虜”，及至革命成功發現基于漢族的民族國家無法包容少數民族所在的疆域，于是改為“五族共和”。中國從此走上民族國家的轉型之路。

1949年后，中國加入了共產國際體系，在世界范圍內以階級劃分敵我，并支持世界革命，弱化了民族國家的性質。及至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又重新以民族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當時作為一個弱國，民族國家的身份對中國基本合適，因為據此可以保護自己的利益。放棄世界革命的目標后，只有民族主義可以成為凝聚民眾的動員力量。

30多年后的今天，中國已然成為一個世界貿易金融大國，未來的主要利益將遍布全球。“一帶一路”的提出，亞投行的建立，“命運共同體”的提出，都標志著中國正在邁向世界性大國。此時民族主義的弊端益發凸顯。對外，一個日漸強大的國家過度訴諸民族主義將刺激周邊國家，助長后者的民族主義并將他們推向對立面。在國家內部，民族主義在很多時候會轉化成國家決策的特殊壓力，并與各種破壞性思潮建立不規則的臨時關系。

中國走向世界，要倡導一種世界主義

反觀歷史上的世界性大國，都需要倡導某種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的特征是聲稱要么有利于各國經濟，要么有利于世界和平。因為世界主義的訴求至少在形式上并非為自己一國一族著想，因而相對容易說服其他民族國家接受。當然，世界主義要能被相信和接受必須得到驗證，即其他國家能在這個世界主義下得到實惠和好處。一個世界性大國的領導力，往往體現在成熟地把握自己和別人之間的利益平衡。正如外交學者施展教授指出的，世界性大國的利益和為其服務的世界主義像是“開大賣場”，維持秩序，保證公平，以吸引更多的中小國家來設攤位并從賣場的整體繁榮中獲利。而民族主義是爭取自己“擺個最大的攤位”，并和其他攤位競爭。

同樣道理，當中國準備領導世界時，必須有為其他國家接受的世界主義。這種世界主義可以是全新的價值和利益體系，但更可行的是與其他價值及利益體系交流、互動的集大成式發展。中國倡導的基于合作共贏的新國際秩序觀正是這樣一種世界主義的嘗試。

民族主義曾是世界潮流，在它的推動下，中國推翻了滿清帝制，堅持了八年抗戰，創造了今天的經濟奇跡。但民族主義這件當年為小國林立的西歐量身定做的衣服，從來就對多民族、多文化、超大規模的中國不完全合身。今天當中國走向世界性大國時，這件西服更顯得捉襟見肘。例如當中國開始主導國際多邊組織時，勢必要考慮其他成員的利益，由于普通民眾無法了解全局，任何短期讓步或局部折中都可能遇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反彈。但我們有理由預期，思維不尚絕對化的中國或許能夠比歷史上的世界性大國更好地把握平衡。▲(作者是斯坦福大學博士、CEI中國企業研究所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