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遠導讀]

　　本文是澳大利亞陸軍軍官丹•麥克丹尼爾上校在2012年澳大利亞國防學院國防與戰略研究中心參加《國防與戰略研究》課程時撰寫的。本文對印度、美國、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政策進行分析研究，通過分析各國的外交、軍事、經濟來判斷可能達成一致和分歧的方面，并推斷各國的情況和下一步的行動。本文通過對各國的分析結論進行類比和對比，從而最終概括出合作和共存的潛在領域，提出爆發沖突的關鍵點。最后，為保證該地區安全穩定提出了相應的建議。文章編譯如下：

　　第一章

　　引言

　　近十幾年來，中國、印度的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退日益成為戰略評論與分析關注的重點課題。當前，印度人口正在以每年1500萬的數目增長，預計到2030年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依據現有的數據，在下一個十年中，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將會超過美國。并且，中國持有美國政府8%的債務。

　　然而，近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的戰略重點集中在中東地區的戰爭，但中國和印度已經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崛起，2011年，美國總統發表了“美國戰略中心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區轉移”的聲明，其中就主要涉及了這一問題。美國、中國和印度都已經進行了相應的聲明，其目的也都是要從外交、經濟、軍事方面介入該區域，這也使其成為了戰略利益的交匯點。三個國家在該地區存在著合作、共存或是沖突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將會對全球安全造成影響，即意味著“亞洲世紀”的到來。

　　然而，到底什么是該區域未來最主要的威脅呢？這一問題很難預測，但是，將來因為國家邊界問題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已經減少，而在各國經濟利益保護和自然資源占用方面可能會出現矛盾沖突。跨國犯罪或非傳統安全威脅形勢也日益嚴峻，這些威脅從私人行為、攻擊性賽博活動、非法捕魚活動到人口變化、水資源短缺、潛在傳染病以及天氣變化產生的影響等等，涵蓋了許多方面。

　　通過本文將得到如下結論：三個國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形成“戰略三角”態勢，并且產生許多國家性戰略交匯點，這就為三者間正式合作協議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但是，三個國家中任何兩個國家單獨建立官方合作關系的可能性很小。共存關系是可以形成的，但也存在著許多刺激因素，有誘發沖突的可能性。

　　為了闡明這些觀點，本文將首先給出地理邊界的定義，并分析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之后，注意對印度、美國、中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政策進行分析研究，通過分析其各自的國家外交、軍事、經濟來判斷可能達成一致和分歧的方面，并推斷各國的情況和進一步行動。本文通過對各國的分析結論進行類比和對比，從而最終概括出合作和共存的潛在領域，提出爆發沖突的關鍵點。最后，為保證該地區安全穩定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查爾斯•艾金斯對“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定義是，印度洋和太平洋兩者所含蓋的整片區域以及沿海的國家。雖然這是一個非常簡明扼要的定義，然而兩個大洋的聯合區域非常廣闊，并且該地區戰略上相互作用的復雜性難以估量，這也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圍。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印度洋—太平洋區域是指圖1中所標繪出的地區，在東西方向上經度值大約為60度到140度之間，向南延伸到南部海洋，向北延伸到對應的國家。劃定區域的目的，是要說明這是一個印、中、美三國在利益和行動方面交匯的地緣戰略關鍵地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要排除其它外部因素對該地區所實施的戰略影響。

　　在全球六大海上交通樞紐中，僅印度洋就占有四個，已經成為驅動全世界最大經濟體運行的海上高速公路，主要為滿足全世界經濟發展需求，運輸各種能源和資源。印度大約68%的原油、中國大約80%的原油以及美國大約25%的原油是從印度洋地區船運而來的。雖然印度洋自身利益也很重要，但隨著沖突不斷打破全球平衡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地緣戰略重要性不斷增強，印度洋東部與太平洋之間的邊界已經無關痛癢。

　　在上個一百年的大多數時間里，印度洋已經成為美國海上力量投射的重要區域。與印度洋不同，太平洋大部分地區環境相對寬松，已成為最不穩定的影響因素。遠東太平洋地區有著最大的戰略摩擦點—臺灣，還包括一些全世界最具爭議的領土問題。

　　作為西太平洋與東印度洋的聯合區域——印度洋—太平洋地區，人口與種族較多，文化、政治體制、宗教、經濟發展各有千秋，這也使其日益增長的地緣戰略重要性更加復雜。這一地區已經發展成為資源運輸的交通命脈，是當今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兩大經濟體——中國和印度經濟體不斷發展的根基，同時也是美國宣布其在該區域長期存在的重要地區。

　　印度GDP已達到4.5萬億美元，其平價購買力在2011年已經超越日本躍升為世界第三。除了這方面的因素之外，印度在實現強國目標的進程中還需要包括經濟力量等多方面的支撐。很多物質方面的要素都可以用于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家實力，這包括支撐國家外交、軍事、經濟運轉的各種支柱，但是，每個國家為實現其強國目標都必須要有一套持之以恒的實施戰略，從歷史上來看印度一直都被認為是缺少遠見的國家。

　　第二章

　　處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印度

　　“作為發展中國家……正在日益強大，不斷滋生的風險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印度在對待國境接壤、意圖擴張的中國軍方戰略的態度上很不明朗，仍舊保持著猜疑和觀望態度。”

　　—印度國防部長，2011-2012年度報告

　　喬治•帕克維奇認為印度離全球性強國還相去甚遠，這是因為印度還不具備影響其他大國來實現自身戰略目標的能力。然而，作為長期在南亞稱雄的大國能不能將這一優勢拓展至全球呢？為實現這一目標，印度的戰略考量及政策到底是什么呢？

　　拉納辛格•德席爾瓦（Ranasinghe Desilva）指出，印度核心對外政策的目標主要包括成為南亞的強國，迅速發展經濟，保護支撐其發展的能源和資源，提升其全球影響力從而獲取更多的國際援助與認同。而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則是印度提升其戰略影響、捍衛其能源資源、對抗其主要威脅的重點區域，因此該地區對印度實現其對外戰略目標起著核心作用。

　　從戰略位置上來看，印度處于東南亞和中東地區之間，其所屬的海島處于馬六甲海峽的北部咽喉。印度的青壯年人口已達約十三億，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本土市場之一，并且印度的經濟還在持續增長。盡管存在一些有利條件，印度為實現其對外戰略目標還必須要進行不斷的斗爭。

　　印度外交

　　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印度的外交經歷了重要的變革并且已經成熟。冷戰時期，印度與蘇聯建立聯盟使其成為核國家，當前與美國之間的關系正處于萌芽狀態，并且與其周邊國家間正處于關系變化期，這些情況的出現都源自于印度新的“看東方”政策。還有跡象表明，印度在邊境安全方面的外交政策正在超越以前的范疇，特別是在與中國接壤的東北邊境和與巴基斯坦接壤的西北邊境兩個方面。這一點可以從印度與東南亞發展合作關系、從印度與其傳統對手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日益成熟的外交策略、從印度與其新伙伴—美國間的關系三個方面看出端倪。

　　阿肖克•卡普爾認為1998年印度核能力的生成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一事件從根本上改變了印度在外交方面的思考模式和行為方式。他在文中主張，這意味著印度的發展環境不可能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在其邊境問題上所謂的不結盟、和平、地區主義和內部安全是不可能的。基于發展自身核能力的需求，印度開始著手控制其國家發展規劃以及合并其國家實力要素。因此，印度與美國建立了合作關系，對巴基斯坦采取“強制外交”政策，并對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巴基斯坦在經濟、軍事特別是核能力方面的援助進行積極的回應。

　　中國

　　印度與中國的外交關系曾由于其邊境問題而高度緊張，特別是西藏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以及中巴聯盟所締造的一個核武化的巴基斯坦。印度與中國在其北部邊境上的地區性爭端仍未解決，這要追溯到1962年中印之間爆發的邊境戰爭。印度對中國所持有的猜疑和不信任態度就源自于這次邊境沖突，印度至今還視這次沖突為一次恥辱的失敗。

　　近些年間，外交合作關系方面的不斷緊張已經成為這兩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核心問題，這包括兩國對資源的競爭、對地區影響力的奪控以及印度自身對于中國軍事、經濟、外交不斷發展所產生的恐慌。另外，中國還利用外交手段在一系列問題上不斷向印度施壓，這表現在許多國際論壇或峰會之中，包括亞太經貿合作組織（APEC）、核供應國集團（NSG）、亞洲發展銀行（ADB），還有印度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爭取永久席位的問題。

　　當前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日益重要，近期中印之間由于中國南水北調工程所引發的關系緊張就是一個例證。這項工程計劃改變西藏地區主要干流的流動方向，以此來灌溉中國北部的農田，但是這些干流都是印度和孟加拉國賴以生存的水源。本杰明•戈德史密斯認為，中印兩國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性是阻止兩者之間爆發“爭水戰爭”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水是人類生存的根本需求，中國對印度渴望新鮮水源訴求的干預仍將是關系緊張并爆發沖突的導火索。

　　不考慮兩國間關系緊張的因素，印度與中國共享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并將其作為指導對外策略的基本遵循。這里面主要包括互相尊重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平等、互相尊重對方利益、和平共處等幾個方面，這一外交理念成為冷戰后取代結盟體系的國家制衡措施，它也代表著主流的經濟和政治理念。冷戰期間印度就對外宣布要貫徹和平共處原則，并且這一態度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直到它宣布擁有核能力之時，而后五項基本原則僅僅變成了一種戰略指導理念。

　　美國

　　印度崛起后最明顯的外交特點是印美外交關系的發展。莫漢•馬立克認為，美國向印度“傾斜”的目的是要制衡中國的崛起，同時停滯日本的發展，進而實現該地區比較穩固的實力平衡。這其中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即印度與蘇聯之間的冷戰關系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冷戰關系非常相似。然而，印度作為一個繁榮富強并且歷史上非常強大的民主國家，是美國天然的地區性合作伙伴。對美國而言，與印度建立友好關系非常便捷有利，一方面滿足了印度的國家訴求，另一方面非常契合印度的“瞭望東方”政策，使得“警惕中國”的國家達成了同盟。

　　印美關系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始終保持著軍事上的高度透明，并且二者之間日益發展的海上關系也適應了印度的需求，使印度在該地區外交方面占據著主導地位。印度致力于能夠從美國先進的經濟和技術知識中獲益，也希望能夠借力于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特別是要實現印度能夠在聯合國安理會占據永久席位的目標。

　　結論

　　中印之間除了在保證經濟繁榮增長的金融方面有互動行為之外，二者之間在外交方面可能達成合作的共同點很少。中印可能爆發的最大外交沖突來自于兩國陸地邊境的問題，這一點上聯合國持反對意見，并且中國也一直在試圖阻止印度在全球外交影響方面所作的努力。如果印度想從該地區至馬來半島以東的區域內產生更大的外交影響力，所需做的工作難度更大，但是印度已經在一些戰略文件中表達出了這個意愿，指出該地區是其海上作戰力量自由活動的關鍵區域，直接關系著印度的主要利益和地區影響力。馬六甲海峽，是連接印度洋與南中國海的戰略通道，也是印度主要利益關切的重點區域，這也說明南中國海地區將會成為印度海上作戰行動和戰略利益實施的關鍵地區。中國在馬來半島以西地區所采取的“珍珠鏈”行動，已經引起了印度的憤慨，也是印度堅信其必須要牢牢控制主導該地區的權力。

　　印度與美國在外交關系方面有許多契合點，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要遏制中國的崛起。盡管印度拒絕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印度的核能力使其成為吸引美國的重要伙伴，這也是因為美國覺得合作的方式要比外交孤立的方式更易控制印度。影響印美關系最主要的因素來自于美國對印度猶豫不決的態度，任何在印度外交思想或行為上發生的劇烈變化都不會對此產生多大作用。這一新型的美國支持方式在印度軍事力量加速發展方面體現的尤為明顯，特別需要提及的是印軍的深藍海軍作戰能力，已經成為對抗中國地區性海洋力量的重要支撐。

　　印度武裝力量

　　前面章節中討論了印度的和平共存政策、優先發展國內政策、邊境遏制傳統敵人政策以及對國家大戰略指導的缺乏，這其中有一點是眾人皆知的，即印度軍事能力的發展運用與其整體國家戰略目標是不相稱的。

　　印度常常夸耀其各軍種的規模最為龐大，是全世界第四大軍事力量，排名在美國和中國之后。然而兵力規模并不能等同于作戰能力，印度2012-13財年國防預算約為GDP的1.9%，比2011-12財年增長了17%，但是印軍缺乏遠程作戰能力，作戰裝備過期冗余的現象非常嚴重，裝備采購過程效率很低，每年都會出現數億美元的浪費，例如2009年的11億美元。

　　印度陸軍占據國防預算的50%，這反映出其邊境安全的重心是印度中東部的毛派反動活動。海軍和空軍在國防預算中各占19%和25%，但是海軍的預算也在逐年增長，這凸顯出強悍遠程的海軍作戰能力對印度政府的極端重要性。印度已經在亞丁灣反海盜護航行動中運用了日益強大的海軍，并且與美國、中國及其它主要大國進行了合作。這足以表明印度希望參與解決非傳統安全領域內各種問題的意愿，并且這種合作方式為印度與美國、中國及其它地區性大國進行合作提供了藍本，從而更加有利于印度—太平洋地區非傳統安全威脅問題的解決。

　　如果印度要增強地區領導力和軍事實力，那么擁有一支日益增強的海軍力量將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在中國海上珍珠鏈戰略背景之下，印度洋沿海地區直至巴基斯坦都遍布著中國的能源基地。印度對中國的“珍珠鏈”戰略深感憂慮，如圖2所示，印度認為該戰略是中國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削弱印度的崛起目標，印度視之為在該地區威脅其海上安全的最大因素之一。無論是從國內角度還是從政治角度出發，印度對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行為始終抱有深深的猜忌，印度將這些統稱為其面臨的“戰略影響環境”。

　　印度的核能力也是其影響力和自信力的重要支撐。印度宣稱其核能力是對中國崛起的回應，其核武能力的建設目標是對抗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支援，同時美國也利用這一點與印度走得更近。當然，印度對中方遏制威脅方面更為強硬的回擊同樣也會引起北京方面進一步的動作。

　　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合作關系蓬勃發展，兩國的聯合軍演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印度的頭號對手是中國。印度已經與美國在中印邊境附近舉行過多次聯合軍事演習，其中一些是在頗具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也還有在馬六甲海峽北部地區舉行的情報共享和海上演習。在馬六甲海峽海上商業運輸線附近地區進行的聯合海軍演習就是針對中國核心利益而開展的；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能源受到印度、美國的聯合遏制。印度與美國之間在安全領域的合作關系日益發展，這充分表明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地緣戰略問題，中國必須要采取相應措施來應對事態的發展。

　　印度的發展已經超出了其傳統的陸地邊界，并且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印度正在大力發展能夠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實施的遠洋海上作戰能力。同時，中國也在發展其遠洋作戰能力，并且印度—太平洋海域將來極有可能成為合作或沖突爆發的主要地區，在該地區的戰略巨頭們必將會產生競爭。

　　印度的軍事實力是其整個國家實力的一個縮影；印度擁有大量的資金和全球影響力，但是其戰略上的低效將會削弱其執行力，從而達不到其戰略預期高度。盡管如此，印度的經濟仍然是未來發展的關鍵。

　　印度的經濟

　　印度的經濟增長迅猛，令人贊嘆。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印度就開始發展其經濟貿易，從2000年到2010年，印度國家平價購買力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增長了159%和122%。許多分析家預測，到2050年，印度國民生產總值（GDP）將會達到或者超過美國。但是，印度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當前印度是全球第12大經濟體，但是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大國之中排名最低，這使印度很難得到盈余來增強國家實力。

　　經濟增長對印度的國內市場有著極端重要的影響，截至2016年，印度的中產階級預計達到其人口的60%，約為2,6700萬人。印度的發展非常依賴國內市場的規模，例如，印度國家鐵路系統的員工數量世界排名第8位，約有140萬編制員工。

　　印度的經濟要落后于中國，這是因為其經濟發展的覺醒時間要晚二十年。但是，印度也一直在通過拓展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貿易來努力迎頭趕上。2009年，印度與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簽署了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并促成了亞洲經濟貿易聯盟的建立。在亞太地區的經濟發展方面，印度依然落后于中國和美國，在地區安全問題方面印度還是落后于美國。但是，由于印度有著光輝歷史，印度人一直都有著必勝的信心。

　　印度和中國是互利的雙邊貿易伙伴。1994年，印度就成為了中國在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2003年，中國成為印度在東亞地區最大的貿易伙伴。然而，在兩國的其他大多數地區，印度和中國經濟之間的競爭性要大于互補性。兩個國家都要從北亞、非洲和澳洲來尋找資源，同時兩個國家都盯上了對方的國內市場。印度擔心中國通過進口印度的國家能源、出口成型的商品來削減本國的制造業，同時印度也會給中國貿易制造障礙。印度還通過在東南亞市場上限制其貿易關系拓展來防止中國超過它的傳統優勢產業，例如信息技術產業。

　　印度承認，對于國家實力發展而言，地區的和平穩定是最為重要的保障。雖然在這一點上表現很好，但印度仍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抱有忌恨態度，并且始終認為經濟的發展之后就是軍事實力的增強。

　　結論

　　印度從歷史上就一直缺乏清晰的外交戰略以及與之匹配的國家大戰略。它也曾有過不切實際的和平世界觀點，并且對其位置的相對重要性認識也不夠清楚。當這些外交方面的和平性舉措支撐其全球理念時，距離印度較近的鄰國將其視為專橫，而其他一些大國，如中國、美國卻一直以來都認為印度在外交上具有猶豫不決、不成熟、易沖動的特點。

　　從外交關系上來看，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利益共同點可能較多，使得兩個國家之間如果達不成合作關系，至少也是共存關系。當然，印度在核武器能力、洲際彈道導彈能力和太空能力方面的獨立發展也是決定其地緣戰略關系的關鍵因素，也是決定其能否從普通國家發展為大國強國的重要因素。

　　雖然共同遵循著和平共處原則，中國卻給印度帶來了一系列的國家性問題。兩國之間幾乎在國家實力的方方面面都存在競爭，并且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也存在分歧，比如新鮮水源的問題。中印之間傳統上存在的分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即陸地邊境爭端、冷戰時期關系、核能力、自然資源爭奪、國家實力預期和彼此之間的不信任等等。還有另外一種觀點，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的歷史、地緣經濟、地緣政治和戰略文化都代表著一種更為基礎性的利益上的沖突，對兩個國家實現共存的最大障礙顯而易見，即兩個國家都期望能夠在同樣的時代、同樣的大陸和同樣的海上實現同樣的目標。布魯斯特在文章中還建議到，印度其實還有許多戰略選擇，包括發展與東南亞各國更深層次的安全合作關系、向南中國海增加軍力來對抗中國向印度洋地區的擴張、深化發展好同美國之間的關系。

　　當中國正在迅速發展、同時印度期待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達成戰略目標的時候，美國高調宣布其在該地區的“中心”地位。美國戰略中心從中東地區向該地區的轉移反映著美國政府的戰略關切，即美國要在亞洲世紀來臨之際維持其構建的全球秩序。

　　第三章 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美國

　　“當我們經歷了兩次戰爭的洗禮，付出了大量的鮮血和財富之后，美國正在將注意力轉移到廣袤的亞洲太平洋地區……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美國的全部都在這個區域。”

　　巴拉克•奧巴馬，美國總統，2011年11月17日

　　前言

　　從二戰之后崛起的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有影響力且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并且冷戰結束之后就成為了全球霸主。美國與印度對其傳統所持的微妙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美國一直在強有力地鼓吹“美國例外論”的觀點，并且始終認為它是能夠綜合運用本國“軟”“硬”實力達成國家目標的典范。

　　近幾十年來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活動極其活躍，然而美在該地區所參與的兩次戰爭都對美國國力帶來了很大的消耗。兩次戰爭中所產生的國力支出消耗了不少美國國家儲備，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這也導致美國在如此困難的經濟背景之下不得不提高其國外債務最高上限，其數額已增至16.2萬億美元才避免出現債務違約。2011年，美國總統對外宣布其戰略重心要向太平洋轉移，這意味著美國的地區領導地位受到了亞洲地區重要國家的挑戰。自重返亞洲戰略提出以來，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活動更加頻繁，并且美國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和外交活動也日趨活躍，美國希望通過這些活動來維持其霸主地位。

　　美國外交

　　美國外交是在美國國家大戰略指導之下運行的，一直以來，其基本思想都體現在每位總統的“處理世界事務的國家性措施”信條之中。奧巴馬總統信條的主要思想體現為重返亞太戰略，其主要目的是在該地區維持美國的戰略霸權地位。其中，“重返”一詞意味著美國外交與軍事活動的重心要從中東地區向亞洲地區重新聚焦，以此來保證美國在亞洲的長期存在，突出美國外交政策和運行機制的靈活性。

　　在奧巴馬總統信條的指導之下，美國正在從單邊霸權主義向多邊主義轉型，特別是注重增強之前在該地區所構建的互信網絡、協議及盟友關系。近期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對印度和越南進行了訪問，這也體現出美國在增強或者復興那些前期盟友關系方面所作的持續努力，以此來配合其國家戰略。

　　2010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概括了美國的戰略重心，即美國及其盟國公民的安全、自由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經濟增長以及美國主導下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秩序。美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未來國際發展戰略目標（FDI）是：阻止伊朗或中國威脅到美國利益；阻止極端組織威脅到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利用其外交關系網絡來提升影響力，并實現軍事及貿易方面的合作；保證對自然資源和市場的自由進入，保證海底通信主電纜線和海上咽喉地帶的安全。未來國際發展評估報告（FDI）還指出，針對該地區的政策從屬于美國戰略，比如軍事方面的政策，都是在國家總體目標指導下的，即“……保證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主導地位……”。美國國家總體目標的中心是要在各種可能和不可能的情況下保持現行的國際秩序，保證一套有利于美國利益的運行機制，這也是美國在印度—太平洋戰略三角中將印度選取為必要支點的原因所在。

　　印度

　　美國與印度之間的邦交關系非常典型，這是美國依據自身利益迅速調整外交部署的能力體現。一位前冷戰分析人員指出，美國曾采取制裁措施來限制印度的核能力發展，但是后來又修改法令允許印度共享民用核原料和技術，其目的就是遏制中國，并限制中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的核關系。

　　美國在核技術方面對印度的支持力度是頗具指向意義的。盡管印度拒絕簽署核不擴散條約，并且全球僅有四個國家拒絕簽署該條約，美國卻能夠成功游說國際原子能機構給予印度核技術交易特權，使其能夠在印度防衛與核供應組織協議之下進行技術交換。雖然美國可能會對印度行政機構弊端和外交的猶豫不決感到失望，但美國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印度將來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潛在實力，也能夠看清印度潛力巨大且處于發展初期的國內市場，這一市場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

　　美國愿意給予印度的支援程度尚不明朗。美國可能并不愿意在印度與巴基斯坦或中國發生沖突時來百分之百的滿足印度的需求，雖然這兩個國家是美國最有可能的對手。同樣地，作為不結盟國家的印度，也不希望與美國的關系變為親密的盟友，這可能會導致其周邊關系復雜化，也可能會破壞印度在地區安全秩序方面的意愿。

　　中國

　　根據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所言，中國是美國的競爭對手，美國在維持地區秩序中的地位及所作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在美國對外政策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意欲阻止中國的發展或在冷戰模式下控制中國。相反的是，正是由于美國的對外政策才使得中國能夠進入現行世界秩序之中，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與美國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2009年3月，希拉里•克林頓與澳大利亞總理凱文•魯迪進行了秘密磋商，從中就能夠看出美國對于崛起中的中國的態度。在之后解密的外交備忘錄中，希拉里概括了美國樂見一個“……成功的中國……”的期望，但與此同時中國在該地區的全球性經濟活動、自由市場和人權方面也要擔負起更大的責任。這是一次兩個親密盟友之間的秘密磋商，其基本觀點能夠表明美國對中國崛起這一事實的接受程度，也反映了美國在對外政策和內部事務方面所作的調整。

　　美國和中國都十分清楚彼此特定的外交“紅線”，例如臺灣和西藏問題，雙方都不愿意在這些地區給對方施壓；至少在下一個十年期間，雙方都會擱置這些爭議，以此來維持兩國都希望的共存平衡狀態。隨著中國的外交活動越來越強硬，中國還未明確聲明南海的廣闊地區事關其國家核心利益，因此現在還無法判斷南海問題能否成為中國與美國或印度之間爆發沖突爭端的因素。然而，近期印度開始著手對南中國海進行開發，這一活動加劇了中印在該地區發生摩擦的可能性。

　　除了這些傳統的爭端分歧之外，總還是存在發生“黑天鵝”事件的可能性，例如近期發生的盲人激進分子陳光誠事件，就觸動了美國和中國之間或者印度和中國之間的關系平衡。但如果在印美之間日益良好的關系和廣泛的共同地區利益的背景之下，這種類似的事件就不可能對兩國關系產生影響。

　　美國有著十分明確的國家戰略，但與此同時美國也極為看重本國的利益和地位，這種國家自大主義已經成為美國處理各種事件的潛在弱點。在快速發展變化的全球大環境之中，美國改變環境的能力和意愿是當前最關鍵的力量。但是，對美國全球地位的外交挑戰能夠降低其優越地位，并且由本國政治力量驅使的各種活動也會加劇裂痕。印度和中國的崛起一直都在檢驗著美國的地區領導地位，并且美國軍方的姿態也表明，在必要的情況下，美國已經準備好要運用其國家實力的全部手段來強化美國在地區秩序中的戰略地位。

　　美國武裝力量

　　美國國防部擁有320萬軍隊，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支軍隊，正是依靠這支軍隊保障著美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能夠與美軍匹敵的是世界第二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約230萬軍隊。

　　一直以來，美國很善于運用其軍事力量來彰顯美國的國家實力和行動能力。例如，1996年，中國的導彈發射臺對準了臺灣方向，之后美國人很快就派遣了一支艦隊駛向臺灣地區。當美國的國家利益或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如若低估了美國的實力和美國軍事應急行動能力，那必將會在軍事上或者戰略上陷入被動，雖然美國也會為此付出一些代價。

　　亨利•基辛格指出，美國乃至于西方國家都有一種偏見性的行為，這種行為針對的就是與美國傳統國家精神或軍事理念不一致的國家，這些國家可能是發展中國家，也可能是發達國家。當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開始彰顯其國家實力的時候，美國就已經遇到了戰略決策上的兩難選擇。美國一方面要在經濟上與中國合作，但另一方面還在計劃調整其當前海軍力量的部署，如圖3所示，在2020年之前，太平洋地區要達到60%，大西洋地區則為40%。平衡一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美國也必須要慎之又慎。正如約瑟夫•奈伊在文中所講，“……對抗中國最好的辦法就是正視這位對手”。

　　從傳統歷史來看，美軍一直被認為是印度—太平洋地區海事活動自由的捍衛者。當然，有一些亞洲國家很樂見當前的現狀，但對中國而言，在美國圍堵政策的壓力之下，中國不可能會愿意將保護印度—太平洋地區能源供給通道的任務外包給美國。這也說明，中國還不具備可以與美國匹敵的遠程“藍海”作戰力量，所以，在下一個十年期間，美國第七艦隊仍將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海上主宰力量。海洋控制能力對于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

　　圖3和圖4展現出了美國的指揮控制體系、美國對各地區的控制力和全球霸主地位。圖4中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早在美軍參加二戰之前就已經在亞太地區發揮著作用。

　　分散配置是美國全球軍事力量部署的一個重要特征，這一點能夠保證美國各戰區司令部行使部分自主權，并且，美國軍方鼓勵一定程度上的自主領導權，這也能夠支持國家外交事務，從而拓展美國的全球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USPACOM）司令威拉德上將在一份國會簡報中指出，與盟友間密切關系的保持、合法性的維護和軍事快速震懾能力的展現將會越來越重要，這是因為中國已經證明它能夠實現成立之初所宣稱的“和平崛起”。

　　美國國家軍事戰略已經認識到了日漸增多的國債所產生的風險，以及中國、印度的崛起所帶來的挑戰。然而，在該戰略中并沒有提及印度，單單點出了中國，特別是點出了由以下幾個方面所帶來的挑戰，即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拓展可能會產生的摩擦點、導彈技術的發展、臺灣問題、太空和網絡領域的競爭問題、以及中國對周邊海域地區主權不斷增多的聲明等。

　　還有一些人建議指出，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指揮官與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之間缺乏一致性，因為美國官方管理層所透露出的信息是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發展并崛起的中國。美國的政治\軍事體系是高度統一的，并且美國一直對外宣稱歡迎一個和平的中國，但與此同時，美國在軍事方面也做好了維護其國家利益的準備。這一點可能會導致矛盾的產生，并且使中國對于美國意圖的猜忌更為加深。這種猜忌進而會導致兩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備競賽，以及出現一些爭議性地區成為摩擦點，比如馬六甲海峽地區或者南中國海地區。

　　盡管如此，美國軍方仍然表達出要與中國保持密切軍事聯系的意愿，以及軍事透明在這些爭議地區避免誤解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特別重要的是，美方列舉了一系列非傳統安全威脅作為雙方安全合作的契機，特別是在打擊海盜、抑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增長、災難救援、打擊恐怖主義和保持韓朝半島的安全穩定等幾個方面。

　　為達成地區影響力和控制力，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長期派有駐軍，這就使得美軍成為美國國家實力拓展的踐行者和強有力的支撐。美國要實現支持印度“成為21世紀強國”的目的，美國海軍是達成目標的核心軍事要素，并且在印度—太平洋地區還要展現出更為牢固的美印合作伙伴關系。相反的是，對中國而言，美國國家軍事戰略明確指出，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太空和網絡戰能力以及在南海問題上的強硬行為確實是潛在的摩擦點。

　　在共同利益問題上，美國軍方可能會與中國、印度進行合作，特別是在打擊海盜、抑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增長、打擊恐怖主義、打擊走私犯罪和保證海底通信主線安全等方面。海上合作實踐活動可能很難展開，但是，發展此類合作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并增進互信，這同樣對于管理摩擦具有重要意義，并且可能還有利于增進美中雙方的戰略互動。

　　美國經濟

　　與美國的其它國家實力要素相同的是，在19世紀大多數時間里，美國經濟成為了全球商業的中心，并且自二戰之后美國很顯然一直處于引領地位。誠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高失業率、政治僵局以及近期一些大型金融機構的相繼倒閉都削弱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繁榮。2011年，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由“AAA”級降至“AA+”級，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失去“AAA”級主權信用評級。

　　二戰之后，美國一直都是全世界經濟的龍頭，也是許多全球性經濟機構總部所在地，其中包括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金融基金（IMF）、世界銀行（WB）等。通過這些國家機構和自身的經濟實力，大部分全球經濟運行規則都由美國制定。

　　不管是否有理有據，美國曾經批評中國缺乏責任感并且不按規則行事，指出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全球性經濟體，卻不能夠發展其智力財富，并且還在保護其國內產業和虛擬貨幣交易。如果假定中國已經將自身視為一個覺醒的全球性大國，那么它可能就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責任從美國的角度來改寫一部分經濟運行規則。并且不僅如此，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對國外豪強干預本國經濟貿易的行為相當敏感，要知道，在20世紀早期，貿易曾經就是豪強侵占中國貿易港口的催化劑。

　　在整個20世紀的發展進程中，不管是在外交手段達成或者外交努力失敗的情況下，美國都一直在不斷地運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貿易地位，使之成為其國際影響戰略的一個要素。美國還通過結盟的方式將這些限制規則強力推行了下去，例如推翻薩達姆•侯賽因統治下的伊拉克行動，但美國的這些活動都是單邊性質的，都是基于美國單獨一方的安全需求考慮的，再例如反對古巴的活動。2011年10月，出于對中國反競爭活動的不滿，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針對中國的人民幣制裁法令，其中主要是貨幣操縱問題。這些做法引起了美國商業界的反對，問題重點在于由于政治的參與，容易形成惡性循環，美國公司在中國進行投資并獲益的活動將會越來越困難。然而，就在美國眾議院也不同意制裁法令的時候，奧巴馬政府仍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交了七項專門針對中國的不平等貿易控訴。

　　通過美國這些針對中國的試探性制裁活動能夠看出經濟的影響力，說明美國當前艱難的經濟形勢也給其對外政策帶來了壓力。在當前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大背景之下，美國企業要想在艱難時期賺取經濟效益，就非常需要中美兩國之間建立積極良好的政治關系。一個穩定而富有生機的中國對美國是十分重要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經常反復再三地引用這樣一個問題表達對中國的無奈，“你能如何強硬地對待自己的債主（借錢給你的）呢？”這也反映出美國當前所處的兩難境地，特別反映出美國對經濟尤其是對中國方面的操控能力出現了下降。

　　中國和印度經濟體的持續繁榮能夠造福全球，這些國家間的任一沖突都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后果，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在全球以及歐元區出現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美、印、中三國之間任何兩方發生了較嚴重的摩擦，都將會對國家和地區經濟產生極大的損耗，正如《孫子兵法》中指出，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中美之間由于貿易保護、交易及經濟分歧而發生摩擦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核心受到嚴重威脅，這種可能性就很大了。這些摩擦一旦發生，將會造成國家經濟的大幅滑坡，對中、印、美三國而言，在經濟分歧出現并導致沖突發生之前，進行磋商并尋求解決方案才是至關重要的。

　　互相競爭的國家之間在實際貿易活動中出現分歧是一種普遍現象，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經濟方面美國與中國、印度是不可能共存的。美國經濟復蘇依賴于中印兩大市場的持續繁榮，所以即使是在最為苛刻的環境條件之下，避免沖突仍是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

　　結論

　　雖然美國主宰著當前國家實力中的大部分支柱，但是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國家受到中東戰爭的沖擊考驗，都已經消耗了大量的國家資金，也使美國國內失去了與它國制造沖突的興趣。

　　盡管如此，美國的對外政策支持中國的和平崛起，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對軍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以及美國在地區聯盟合作方面所作的努力，都說明美國在一步步走向中國的對立面。在美國對外政策方面，其最大最顯著的變化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與印度之間關系的變化，從前期冷戰期間的敵對關系變為現在的盟友關系。雖然美國對于印度的行政體制和政治上的猶豫不決感到很失望，但美國能夠認同印度崛起的動力以及印度對于中國發展的關切。如果中國與印度之間發生沖突，將會使美國的處境十分難堪，美國不得不調解兩個競爭性地區核大國間的關系，或者選擇一個作為美國的核安全伙伴，選擇另一個作為其核安全對手。

　　當前中國正在和平崛起，中美兩國都在致力于控制雙方關切的安全問題，特別是已經拖了幾十年的臺灣問題。盡管雙方對彼此都抱有猜忌的態度，但兩個國家也都有著共同的安全利益關切，例如海盜問題和恐怖主義問題，這些共同點就能夠形成雙方共存關系的基礎。未來的不確定性將使透明問題變得日益重要，雙方的透明將有助于避免由于猜忌而產生的誤解和錯誤。

　　第四章

　　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中國

　　“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正在醞釀深刻調整，相關大國增加戰略投入。美國正在加強其地區軍事聯盟，并提高其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參與力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2010國防白皮書，132頁

　　前言

　　中國近些年一直在實施制度約束下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是在自發性與強制性規則下運行的。近三十年運行的體制是在汲取“百年恥辱”教訓之后產生的，主要涵蓋經濟發展、外交政策調整和民主集中制等幾個方面。

　　作為歷史上著名的思想文化出口國，中國在近些年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其成為了一個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國家。在過去，中國自稱為皇天后土下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也代表著彼時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近些年來，中國與西方民主思想成功結合締造了共產主義制度，使其成為引領中國未來的重要思想。

　　對中國而言，印度—太平洋地區同樣對其資源供給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國也將其視為國家影響范圍內的關鍵地區。與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的主導地位相同，中國在南中國海地區同樣占據主導地位。然而，中國對中東地區有著國家性資源需求，與此同時，保護好中國與中東之間海上交通運輸線的安全對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仍然極為重要。基于此，產生了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使其必須要與其他大國建立關系，例如印度、美國以及東盟國家等。中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有利益訴求，在亞洲世紀，這一點對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穩定都會產生影響。

　　中國外交

　　在世界性事務中，中國一直在致力于外交策略的轉型，其目的是要展現出和平友好的大國形象，而不是一個權威挑戰者。在處理地區性事務時，中國也認為國際機構運行和多邊主義是必要的，這一點從中國參與主導雙邊外交事務的活動中就能夠體現出來。即便中國與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但它與印度和美國的關系將決定該地區的平衡穩定。

　　印度

　　中國與印度之間外交關系的典型特征體現在沖突方面，即中印之間的邊境沖突、中國對印度傳統敵國—巴基斯坦的支援。冷戰結束之后，中國一直在致力于改善與印度之間的關系，并且兩國的繁榮也改變了全球的經濟態勢。某些戰略分析家堅持認為，地理問題已經成為兩國關系的制約性因素，兩國對待地理問題的態度也越來越謹慎，并且專橫而“現實”的美國也認為中國是這一問題中的不穩定因素。在解決兩國邊境問題上，地理因素是必須要考慮和解決的制約性因素，并且，印度也十分關注中國的“珍珠鏈戰略”，這一戰略在印度洋前沿開辟了一道新的海上邊境線。雖然中國一直在聲明“珍珠鏈”上的補給基地都用于工業和商業，而并不是對印度的遏制，但是印度卻認為戰時這些基地能夠很快轉為軍用，并且這對未來印度海軍的介入能力和地區影響力都會產生很大的威脅。中國實施了一項明智的外交策略，這也使印度感到不安和慌亂，中印兩國在這一地區的競爭也會日趨白熱化。中國和印度一直在致力于改善兩國長期動蕩的外交關系，但毫無疑問，中國最關注的是與美國的外交關系。

　　美國

　　朝鮮戰爭結束后，中美關系變得日益緊張，然而在2001年9月11日伊斯蘭恐怖分子襲擊美國本土之后，中國開始緩和其反美的外交政策。這一“黑天鵝”性的恐怖事件也使中國驚醒，使其必須要面對本國在新疆的伊斯蘭恐怖威脅，從這一點來看中美兩國有著共同點。為實現高效發展，中國必須要分散權力，但這一點對于高度集中的共產黨政治體制而言，必然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由于分權意味著更大的自由度，這其中也包括各種不滿現實的演講和公共表達活動等等，這些活動在當今中國已經比較常見。中國外交政策在這一點上是比較倔強的，許多的共產黨官員、商人、市民甚至是人民解放軍（PLA）的退役人員都曾公開評論過中共當局的這一做法。中國正在試圖改變既定的戰略，并一直在謹慎的摸索前行。中國外交戰略主要包括睦鄰友好政策、和平崛起政策、參與全球機制秩序政策，但是，其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和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作用都意味著會出現變化，中國終將厭倦遵守這些所謂的規則，終將試圖制定符合本國意愿的國際規則。某些中國人認為要實現經濟發展就要遵循國際規則，還有些人認為中國應更為強悍地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特別是臺灣、西藏地區的領土爭端以及南中國海的國家利益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會導致中國與美國的直接競爭，并且美國是世界上許多主要機構背后的規則制定者。因此，如若中國對臺灣問題、西藏問題、南中國海問題采取強硬政策，都可能會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這些反應可能體現在外交方面，但如果涉及臺灣和南中國海方面的安全問題，都可能會出現軍方的動作。

　　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認為，盡管缺少一套整體性策略文檔來概括中國國家戰略，但總體上該戰略主要基于維護中國共產黨主導地位、維護領土完整和統一、維護持續的經濟和國內發展等幾個方面。某個未來發展國際研討會也贊同這一評估觀點，但是中國政府還必須要面對許多新出現的國內核心問題，例如老齡化人口、自然資源和就業平衡、通貨膨脹和財富分配公平。不僅如此，該國際研討會（FDI）還評估得出，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戰略目標主要包括建立區域性外交關系網絡、阻止印度和美國干涉中國戰略目的實現、保障在陸地及海上對市場和供應的獲取。

　　中國缺少的是美國的深度信賴和合作，以及美國和印度之間有的地區性互信機制。雖然中國在外交方面一直在努力改善這種狀況，但其在南中國海的強硬行為無助于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例如外界評論就認為中國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行為可能意味著“……未來一個經濟繁榮、軍事強大的中國可能會扮演的角色”。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國家都期盼中國的經濟接觸，但都擔心中國外交和軍事的主導地位。強硬的中國式行為加劇了這些國家的擔憂，并且還有可能迫使東南亞國家去尋求印度甚至美國的介入，特別是在外交、經濟以及軍事方面介入印度—太平洋地區，以此來對抗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

　　中國外交政策目標表明，臺灣、西藏及其他威脅領土完整的問題仍將是國家紅線問題，在這些問題上中國都有可能采取軍事行動。中國還沒有將南中國海問題明確宣布為國家核心利益問題，并且主要是還沒有明確中國在該地區的保護范圍，當前南海問題正在中國、日本、東盟之間進行磋商，當然美國肯定會介入問題解決的過程。

　　為了回應關于中國在南中國海強硬行為的質疑，2010年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的評論就很具有指導性。他斷言，由于規模和實力的差異，該地區的小國將不得不接受中國在南海的行動，這體現了“強權即真理”理念，也反映出中國軍事建設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附屬品。

　　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目標和供應保證的需求，對中國采取降低資源的行為將很可能會導致中國的國家性響應行動。如果中國與某個國家或非國家個體產生沖突，那就會威脅到印度—太平洋地區海上交通線的完整性。這就給印度和美國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兩國與中國達成海上交通線完整性保護協定，從而增加事務透明度，緩解中國控制所帶來的影響。

　　中國的武裝力量

　　歷史上中國在國家利益和軍事力量方面都沒有過遠征的意圖，中國更擅長文化上而并非在地理利益上吸引其他國家。傳統的中國軍隊一直是保護國家利益的保底手段，通常在一些禮貌性、迷惑性的外交手段不能奏效之后才會使用。中國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影響，提倡建立聯盟以削弱對手，擊敗對手可以通過迂回、欺詐、外交合圍等方式來實施，并且這些方式都比正面沖突效果要好。對中國而言，一些對手屈服后所帶來的勝利反而產生其它的消耗，中國常常要為對手“挽回顏面”而做出一些形式的讓步。那么，中國歷史上傳統的軍事運用方式就與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地緣政治活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今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正處于現代化改革進程之中，這其中包括由追求軍隊數量向追求軍隊質量的轉移，包括“信息化”等，將中國軍隊數量從1990年的300萬裁減到2012年的230萬，同時大幅提升了國防預算。據估計，中國的軍費開支已經從2000年的300億美元增長到2012年的1600億美元，雖然這一數字還遠不如美國，但已大幅超過了印度。

　　雖然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軍隊數量和世界第二的軍事開支，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并沒有真正同相稱的對手進行過作戰能力的檢驗，并且有評估指出，解放軍缺乏戰斗中指揮、控制和聯合作戰的理念，而這些都是在戰斗中打擊對手所必需的，特別是在面臨勁敵的時候。雖然人民解放軍已經派出了海軍艦隊赴亞丁灣執行國際反海盜特遣任務，但其海軍缺乏遠洋海戰能力的缺點也很明顯，這一點將很難阻止美軍破壞中國在第一島鏈的利益，如圖5所示。

　　從作戰能力來看，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無法與美軍匹敵的，但卻可以和印度軍隊一較高下，印軍正處于其現代化進程之中，并且與人民解放軍相比，印軍在一些領域還比較落后。中國軍隊已經裝備或者即將配備現代戰爭所必需的大部分要素，例如無人機、網絡作戰能力、導彈與海軍作戰能力等，將這些要素聯合到一起最終實現真正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從而沖出第二島鏈，誠然，當前的中國還無法實現這一能力，但在40年左右時間內是有望達成的。中國非常清楚經濟的不斷發展是國內穩定的重要支柱，也是其領導全球事務意愿實現的主要支撐。這其中，對能源的保護是至關重要的，海上遠程作戰能力是提供保護的關鍵，是中國沖出第二島鏈、伸向印度洋的關鍵。

　　中國的國防政策與其國家政策一脈相承，都是奉行著和平崛起、睦鄰友好的對外理念，但同時人民解放軍在國內的活動卻更加不受約束，有著可能背離中共指揮的潛在風險。這也是人民解放軍從數量建軍向質量建軍改革的原因所在。質量建軍意味著更強的聯合作戰能力、更高效的指揮控制體系、更靈活的作戰系統和更快捷的決策流程。這也說明委托授權式的決策制定雖然并不是當前中國軍隊的一個普遍特色，但中國軍方仍需努力去控制。使中國人民解放軍服從中國共產黨的指揮是至關重要的，這一點能夠保證中國軍力的透明，還能夠保證使一些意外事件避免快速升級為國家層面的沖突。

　　此外，美國以及一些地區性大國都要求中國能夠運用其國家實力來承擔更多的全球責任。由于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美軍之間沒有締結正式的軍隊與軍隊之間的合作關系，雙方主動增強透明度的機會就會減少，比如亞丁灣打擊海盜行動中印、美、中三方的合作機會。海盜問題是馬六甲海峽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將來海上戰略交通要塞極端重要的大背景之下，這些要塞已經成為中、美、印戰略三角的地理交匯點，那么亞丁灣合作護航行動就將會成為增強透明與互信的主要機遇。

　　中國軍隊正處于全面軍事建設階段，但中國也十分清楚一旦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生軍事摩擦，就會產生嚴重的經濟/政治后果。為保障其國內持續發展，中國必須要保護其在南中國海的利益，捍衛其通向中東的海上戰略交通線。中國經濟發展十分依賴其海上貿易航線，并且經濟發展對于中國維持國內穩定和世界地位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中國的經濟

　　當前許多關于中國評論的焦點都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但更精確的說法應當將其描述為經濟的復蘇。自十九世紀以來，美國經濟就是全球經濟的龍頭，但十八世紀之間的許多時間里，中國則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中國的GDP已經達到11.3萬億美元，并且這一數字正在快速的接近美國GDP的15.4萬億美元，隨后的是印度的4.5萬億。然而，通過對比人口總數和人均GDP能夠發現其中最為關鍵的區別，人均GDP是一個國家中產階級富裕程度以及國家“舒適度”的關鍵指標。如果采用這種衡量方法，美國因其人口較少而遙遙領先，中國人均GDP是5430美元，與美國的48442美元和印度的1489美元形成了鮮明對比。對中國而言，這是一件需要關注的大事，這個國家的中層人民已經越來越適應國家的不斷繁榮和經濟的不斷增長，因此任何大幅度的明顯下降與滑坡都會引起中國老百姓對于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質疑。

　　毫無疑問，中國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保障網絡，從而保證從海上戰略交通線運來中國的自然資源能夠滿足需求。如圖6所示，馬六甲海峽是全世界第二大海上運油要塞，印度天然的地理優勢和美國強大的海戰能力都會對封鎖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然而，這種封鎖也將會影響很多其它國家，并且封鎖中國在這條航線上的海上運輸必將引起中國的軍事反應。并且毫不可夸張的說，全世界的貿易商，其中也包括美國和印度，都十分依賴一個繁榮的中國。尤其是在當前全球金融狀況不良的背景之下，任何國家如果從本國利益出發，都不愿意去遏制中國經濟的增長。

　　中國已經主動地參與到全球經濟運轉體系之中，并且這也充分預示著中國發展的美好前景，至少在表面上改變著全球的運行規則及模式并掌控金融活動的方式。當然目前還沒有到能夠使用經濟杠桿的階段，雖然現在的事實是許多國家都依賴于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并且中國還擁有大量的美國國債。這對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一件大事，但是不負責任的金融活動是一把雙刃劍。中國需要持續地發展來實現其國內和全球目標，中國一旦出現下滑會對其戰略目標造成影響，同樣也會對其敵對國家造成影響。誠然，減速策略可以作為將來的一種戰術，但時至今日仍未出現跡象表明中國在使用這種策略。

　　結論

　　中國是全世界發展最快的經濟體，其軍事實力也在飛速發展，但是，這種增長速度能否適應國家大戰略是存有疑問的。前任澳大利亞總理凱文•拉德（Kevin Rudd）曾暗示指出，除了經濟增長、發展和軍隊建設之外，中國精英并不清楚中國應當在全球新秩序中該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中國應當承擔的責任。拉德還指出，中國對其國家大戰略也比較模糊，對西方世界的態度也不夠明朗。

　　但是，中國卻一直在強調那些明確的國家“紅線”，如果印度或美國觸碰這些紅線將會導致爭端并可能會升級為摩擦沖突。分析家認為，臺灣、西藏或其它中國主權領土出現獨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源供給受到威脅，當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就會導致中國的軍事回應。

　　如果東盟國家能夠通過談判使各方達成協議，那么在南中國海問題上，中國就可能會與印度、美國達成共存關系。同樣地，這些可能產生共存關系的機會還包括：中國與美國在海上活動自由方面、在海上戰略交通線安全方面、在打擊海盜方面、在反恐方面等等能夠達成同盟。凱文•拉德指出，中國的政界精英也在考慮三方共存的機遇，并且這種行動能夠改變中國的安全地位。中國、美國以及印度三國都應當去努力探尋三方能夠合作應對共同威脅的機會，從而增強國家間合作的透明度，從而能夠對中國的國家大戰略產生影響。

　　第五章 結論

　　希臘歷史學家修希德狄斯（Thucydides）曾指出，榮譽、恐懼和利益是國家走向戰爭的源動力。自從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ian）戰爭以來，許多世界性事務的處理方式發生了變化，但上述的這些戰爭誘發因素在印度—太平洋地區仍然存在，中、美、印三國之間缺乏互信、缺少透明、互相擔心，同時還為了國家實力和繁榮而互相競爭。

　　本文分析了印度、美國、中國各自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政策，在這一地區三國有著共同的利益與合作，還有著摩擦與分歧。通過分析每個國家的外交、軍事、經濟以及國家政策，進而預測各國將來可能會采取的行動。

　　分析表明，三國之間在一些戰略交匯點上具有達成合作的基礎，但是三國之間任何兩國想要建立正式同盟卻是不可能的。更進一步說，雖然印度和中國都認同要避免誤會，互相包容，并且三個大國都在努力進行同盟的構建、經濟的復蘇、軍力的彰顯以及外交的邊緣化，以此來表達自己的目的，但也有許多的潛在摩擦點可能將會發展升級為外交或者軍事上的沖突。三國在共存方面所作的努力將決定著整個地區的安全穩定。

　　結盟問題

　　客觀上看，三個國家能夠真正達成結盟的條件很少，盡管如此，美國一直都在支持印度來制衡崛起中的中國，拓展其在該地區的網絡并從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印度國內市場中攫取經濟利益。而印度之所以接受這些援助，是為了通過美國的支持來實現其在全球事務中地位的提升，發展其軍事能力來對抗傳統的敵對國家，并依靠美國的支持謀求經濟的持續發展。雖然這些活動可能會導致失去另一個盟友，但很顯然美國與印度之間建立起牢固伙伴關系的基礎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如果中國變得更加強大或更具侵略性的時候。

　　至少在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美國海軍在印度—太平洋地區仍將處于主宰地位。在這段時間里，印度和中國都必須要接受這個現實，美國肯定是海上戰略交通線的捍衛者，美國也必然要拓展印度—太平洋海洋活動范圍，三國之間應致力于合作而不是競爭。由于能源需求，三個大國都需要保證戰略交通線的安全，因此在處理共同面對的海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問題上，三國能夠達成海上同盟。

　　三個國家可以利用亞丁灣反海盜特遣部隊協作的案例，專門組建一支地區性的海上特遣部隊來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例如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海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等。在適時的時候，這支部隊的職責還可以拓展，來應對地區性的人道主義危機和災難救援。這樣一支特遣部隊必須要納入東盟國家的參與，從而增強其法理性，同時還要加強軍隊與軍隊間的交流，發展互信合作并增強透明度。

　　共存問題

　　與一個對等的競爭對手形成共存狀態不符合美國傳統的國家理念，盡管如此，如果中國、印度確實做到了和平崛起，共存也不是不能出現。美國式的對中國發展的遏制會導致國際社會的譴責，更會增強中國的敵對狀態。

　　中美之間關于臺灣獨立問題已經交涉了六十多年，也沒有跡象表明任何一方想要轉變目前的狀態。這可能是今后一段時期內“共存”狀態所體現出的一個方面，這種狀態會一直持續到臺灣或中國在外交上有更新的動作出現。在中國目前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情況下，當前的這種狀態符合中國利益。

　　中國和印度都在對其接壤地區進行管控，特別是西藏和克什米爾地區，但有些時候這些動作會造成邊境緊張，特別是印度方面一直都念念不忘1962年中印邊境作戰所遭受的失敗。當然，從理論上看這一問題直接威脅到了印度的領土完整，它可以通過外交努力和雙方磋商、互作讓步來進一步解決。

　　印度、中國、美國三個大國之間都有著大量的貿易往來，中國也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但美國和印度都針對中國平等貿易方面進行過投訴。國家之間出現貿易摩擦是非常正常的，在當前的金融環境下，出現投訴必然會影響貿易或增長，但這并不影響國家核心利益，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增長是全世界經濟“發動機”的這么一個大背景之下。

　　雖然三個大國都在努力避免出現摩擦，但是國家之間經常可能會因為偶然事件而爆發危機，這很可能會在美國與中國、印度與中國之間發生。一方面美國與中國互為競爭對手，另一方面互為鄰邦的印度和中國之間更易出現誤會。兩個國家在歷史上就出現過隔閡，并且印度在外交上還不夠成熟，中印兩個國家在同樣的一段時期、同樣的一個地區追逐著同樣的奮斗目標。

　　沖突問題

　　三國之間由于互相牽制而產生的擔心還是很強烈的，印度受到中國“珍珠鏈”策略的牽制，中國受到美印海上交通要塞控制戰略、第一第二島鏈海事活動的牽制。這些牽制制約著國家的發展核心，并且都是可能誘發沖突的摩擦點。

　　南中國海問題已經是一個拖了很多年的潛在摩擦點。雖然中國并沒有對外正式聲明南海事關其國家核心利益，但這并不能說明談判磋商的可行性，實際上中國在行動上已經更加地理直氣壯了。如果中國針對東盟國家的行動越來越強硬，并且如果東盟對此地區海事活動管理、捕魚業以及資源開發權等問題的談判磋商失敗的話，那么美國就必然會介入。因此，必須要通過東盟地區論壇持續不斷地從外交工作上進行努力，來解決南中國海的爭端。一旦東盟對此問題不能達成一致意見，那就應該將南海問題提交給聯合國國際法庭進行仲裁。

　　近期出現的一個嚴重問題是關于中國的南水北調工程的，這一問題將會導致從中國流向印度的新鮮淡水將大幅減量。水安全問題對于一個像印度這樣幅原遼闊的國家而言是一個大問題，并且將會直接影響到印度老百姓的生活。毫無疑問，這是一種非傳統安全問題，但它可能會導致軍事沖突，如果問題不解決，將會導致印度使用更強硬的手段來對付中國。印度和中國應當針對其陸地邊境問題進行磋商并達成正式約定，還應當針對中國的南水北調工程來進行外交交涉并形成一致意見，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有充足的資源來滿足印度和中國的需求。

　　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包括中方具備的賽博戰能力，是美國一直在努力對抗的能力，這也是雙方潛在的無法擺到桌面上的沖突。中國已經表明了要運用賽博戰手段的意圖，同時美國也已經將賽博攻擊列為是一種敵對性質的攻擊行為，所以很顯然這也是誘發軍事摩擦的因素。針對這種情況，只有雙方達成互信，才能夠避免一方率先使用這一新型手段來先發制人。

　　結論

　　在今后的一段時期內，印度—太平洋地區發生沖突的風險很高，并且每個國家都能夠為規避風險作更多的工作。當前的大環境是中國擔心印度的崛起和美國的制裁、印度擔心中國的制裁、美國擔心中國的強大，因此就有許多可能的摩擦爭議區域會發展成為沖突。出于印度—太平洋戰略三角的這些國家都需要極為謹慎的行動，避免出現由于猜忌和誤解而產生的沖突。只要重新分析一下美蘇古巴導彈危機事件誘發的各種因素，就能夠得到教訓，在政治層面缺乏清晰和透明就可能會導致互相缺乏信任，進而產生惡劣后果。將行動和目的進行清晰明朗的說明與溝通，對于維持穩定是極為重要的。

　　三個大國都在努力追求經濟繁榮，不同的是對中國和印度而言是要發展，而對美國則是要保持。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在不考慮直接威脅國家領土完整或國家核心利益的情況下，對經濟持續增長的不懈追求是對抗“戰爭惡魔”出現的關鍵。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出現沖突，但在地位日益重要、競爭日趨激烈的印度—太平洋地區，就十分需要美中印戰略三角要致力于透明、互信，至少要保證實現共存，才能維持地區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