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大國(XXDAGUO)在此不說政策是否應該放開，只是想從學理角度和歷史數據來討論，到底是什么讓中國人不想多生了。

　　現在人們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

　　當下，出生率、生育意愿齊齊下行，不少人都有切身的體驗。這是為什么呢？

　　一般觀點認為，計劃生育政策、人均GDP水平、人力資本水平是中國生育率急劇下降的三大推手。只不過，這三個變量在不同時期對生育率下降產生的影響，并不相同，呈現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

　　首先，生育政策對生育率下降的影響，邊際效果漸趨下降。第二，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人力資本積累對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影響日益增強。

　　換句話說，人們要么忙著掙錢，要么忙著上學，讀完碩士還要讀博士，生孩子的事自然就往后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發展是最有效的避孕藥。而相對來說，貧窮就是最合格的助產士了。

　　在很多年輕人看來，現在經濟繁榮，娛樂至上，世界那么大，孩子是拖累。

　　按照人口學規律，一個國家或地區，一旦總和生育率[注1]在2.1的替代水平下，就意味著進入了低生育率階段。

　　也就是說，一家兩個娃，整個社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才能保持平衡，人口結構才可以保持穩定，就不會走入老齡化社會了。但是，現在人們的生育意愿不是一般的低。

　　從歷史上看，解放后到20世紀70年代，總和生育率通常處在5-6的水平上。現在呢？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算出，全國的總和生育率事實上已經多年低于1.5了。

　　地方層面，有學者在江蘇進行了數年的人口調查，結果發現，在假設不受政策限制的情況下，平均每對夫妻期望的孩子數大概是1.7個，也就是說顯著低于2.1的替代水平。

　　這意味著，即使將來不再限制生育子女的數量，生育率回歸到高水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了。

　　到底是誰讓中國人不想生了？

　　數據不撒謊，到底是誰讓中國人不想生了？

　　首先，要明確一下生育政策的適用范圍。事實上，我國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具體計生政策都有區別。

　　總體上看，農村寬于城市，西部寬于中東部，少數民族寬于漢族。因此根據蔡昉的測算，從全國整體上看，政策規定只能生一孩的人口僅僅為全部人口的36%。

　　也就是說，即便實行了嚴格的計生政策，全國還是有六成多人可以多生。

　　第二，從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時間上來看，事實上，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就開始提倡以“晚、稀、少”(晚婚、生育間隔、少生優育)為目標的自愿性計劃生育了。到80年代才形成了強制性的獨生子女政策，隨后逐步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并得到越來越嚴格的執行。

　　這里，有一個時間點很關鍵，就是總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是發生在1970-1980年期間，也就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之前，從5.8下降到2.3，下降了3.5個孩子數。而以2008年總和生育率為1.4作為參照的話，1980年以后總共才下降了0.9個孩子數。

　　生還是不生，這不單是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人口轉變有個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轉變的速度非常快。

　　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口轉變，即從“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轉變，是以高度壓縮的形式完成的。

　　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數據，中國人口期望壽命從40歲上升到70歲，只用了50年左右，比歐美國家少用了一半時間。而英國、法國的總和生育率，從5下降到2，用了約75年的時間，而我們花費的時間不到30年。

　　那么中國的這種現象是獨一份嗎？不是。

　　韓國、新加坡、泰國和中國臺灣都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政策，但他們和中國大陸一樣，生育率從上世紀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點上，到90年代以后都下降到低于2.1的替代水平。印度雖然在時間上有所滯后，但變化軌跡也是如此。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這種現象是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或者后進國家的趕超戰略，在人口變化上的符合邏輯的反映？

　　“我們用幾十年時間，就走過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道路。”這是我們在總結各個領域的趕超成果時，說的最得意的話。

　　但是，快，不一定是好事，往往是雙刃劍。因此，只有正確、全面地認識到人口變化的客觀規律之后，再去考量政策變遷、制度改進，我們的發展才會更理性，更穩健。

　　[注1]總和生育率：也稱總生育率，是指該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