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時報：2013年12月30日，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張仁健課題組對外公布，對北京地區PM2.5化學組成及源解析季節變化研究發現，北京PM2.5有6個重要來源，分別是土壤塵、燃煤、生物質燃燒、汽車尾氣與垃圾焚燒、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這些源的平均貢獻分別為15%、18%、12%、4%、25%和26%。PM2.5中汽車尾氣僅占4%的言論一出，舉座嘩然。對這個觀點，三位專家的看法是？

　　李佐軍：目前學術界多數人認為汽車尾氣占PM2.5大約是20%—30%，北京大氣中PM2.5中汽車尾氣僅占4%的貢獻率明顯偏低。我注意到，中科院為此緊急召開新聞通氣會，表示該院“大氣灰霾成因與控制”專項組召集相關專家進行認真探討認為，這一數字被嚴重低估。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我認為和樣本選擇、時間段的選取、計算方法以及沒有考慮到二次生成等都有關系。

　　如果PM2.5中汽車尾氣僅占4%，那北京等城市所采取的限行、控制排放等措施就意義不大了。故做科研特別是作出重大數據判斷一定要慎重，要經過嚴格研究，否則就會帶來誤導。

　　劉建良：由于PM2.5對人生命健康構成了嚴重威脅，而治理大氣污染又十分艱難，因此，社會對有關大氣污染、PM2.5的信息極為關注，甚至反應過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中科院大氣物理所開展北京地區PM2.5化學組成課題研究是好事。只有科研單位加強研究，盡快拿出成果，才能指導治理污染。北京地區PM2.5，4%來源于汽車尾氣，之所以引起社會嘩然，主要是研究方法、概念理解以及急于發布造成的。從方法看，如果以提取汽車尾氣成分數據作為依據，再簡單以此為標準，去對比分析大氣污染成分，就像“按葫蘆畫瓢”，容易引發質疑。從概念上，汽車尾氣與其它五項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關系，這樣急于發布必然引發人們認知混亂。可見，科研單位責任重大。對人們越關注的社會問題，科研單位越要嚴肅、認真、慎重、負責任。

　　汽車對PM2.5的貢獻率，從三方面進行定量分析比較客觀。一是汽車尾氣排放，二是輪胎磨損，三是汽車行駛帶起地面塵土。前兩個是直接的，后一個不完全是汽車造成的，風也可以刮起塵土。這樣，可能會全面些、靠譜些。

　　曾衡：我認為中科院的報告中，土壤塵、燃煤、生物質燃燒、垃圾焚燒、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等的指標可能差不多，但汽車對PM2.5的貢獻率只有4%則不太認同。北京市2013年機動車已經有五百多萬輛，汽車尾氣對PM2.5的貢獻值感覺是被低估了。根據2013年9月份北京交通委官員公布的數據顯示，機動車排放形成的PM2.5約占PM2.5來源的22%。汽車銷量增長在我國是大趨勢，今后如何讓更多使用清潔能源的汽車進入尋常百姓家應該是一個大課題。 

　　要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對大氣污染進行跨區域治理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有北京市民慨嘆，北京市的治污措施已經如此嚴厲，為何空氣質量還是不能天遂人愿。對此有人經分析指出，北京PM2.5主要污染物來源于區域輸送的大約占25%，解決大氣污染問題迫切需要區域聯防聯控。當前我國聯防聯控處于一個什么樣的階段？聯防聯控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劉建良：首先，我認為北京市的治污措施有的思路不對頭，如有人分析指出，北京市采取限行、搖號等措施限制小汽車，反而刺激多銷售了100多萬輛，就說明事與愿違。有的措施執行不到位，如裸露泥土地面及施工工地管理、黑車（沒有牌或假牌）管理等，雖然措施很嚴厲，但因為面廣量大，變化性、流動性大等，很難執行到位，效果也不可能好。

　　其次，在大氣嚴重污染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特殊的地勢條件，如海拔高、高山分隔等，同一區域內單獨某個城市或地區，即使治污再努力，也不能“獨善其身”。可見聯防聯控是治理大氣污染的必然趨勢和必由之路。我國在大氣污染治理上的聯防聯控才剛起步，目前只是規劃，各地根據規劃在某些方面開始了行動，見效還需要一個過程。

　　聯防聯控要收到好的效果，必須解決四個問題。一是淘汰高耗能產業，避免地區攀比、等看。二是盡快確定各地大氣環境承載力的界限，作為地區大氣排放的紅線，并確定達標時限。以此作為必須完成的硬任務，引導各地一手抓壓減，一手抓排放少的項目，增強發展的自我調節能力。三是制定與干部提拔使用掛鉤的考核辦法，對年度及任期完不成經濟發展與減排指標的，不得提拔；對連續兩年完不成的，要追究失職責任。對弄虛作假，按破壞生態環境追究法律責任。四是制定政策，對大氣污染較重的區域新上的二三產業項目，限定必須使用新能源，不得使用燃煤，增加排放。

　　李佐軍：首先，我們要認識到，聯防聯控對于治理大氣污染非常重要。因為大氣是流動的，只是在某一區域內治理而其他區域放任不管是得不到預期效果的，即采取100%的措施卻不一定帶來100%的效果。這也是為什么全球要共同采取聯合行動控制碳排放的原因。

　　其實，我國目前已經開始研究制定這方面的措施了。國務院去年9月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北京市也出臺了《北京市2013年—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京津冀地區聯防聯控也提上了議事日程，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也會隨后跟進。

　　要想真正實現聯防聯控，需要做許多工作。首先要有相應機構設置，沒有具體實施的機構，聯防聯控就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其次要明確機構的職責。再次要建立獎懲機制和問責制度，否則就會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

　　大氣污染聯防聯控面臨的挑戰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行政區劃與聯防聯控之間存在矛盾。按照行政區劃，一個具體的行政區域只要求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而聯防聯控則需要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對大氣污染進行跨區域治理。在現有行政區劃的制約下要搞好聯防聯控會遇到許多實際的障礙。

　　二是大氣污染治理必須化解“負外部性”帶來的難題。企業和個人等各個主體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責任最小化的內在動力，在大氣污染治理問題上，由于存在控制污染成本與所獲收益不對稱的問題，使得各個主體傾向于排放污染以獲取排放中所產生的收益、減少污染控制以節省成本。在聯防聯控問題上，各個地區在對待污染排放和污染控制上也存在類似的問題。

　　曾衡：各省市有關區域之間的聯防聯控應該是未來大氣污染的根本解決之道，各自為政、各掃門前雪恐怕難以根治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才剛剛起步，最大的挑戰可能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同省市、地區間高效治理大氣污染的協作機制尚待建成，步調一致的長期、全面的行動有待開啟。

　　大氣污染防治真正的瓶頸是制度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制約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瓶頸主要有哪些？

　　李佐軍：有些人認為，資金、技術、人才等是當前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瓶頸。我認為，這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象而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當然，這并不是說資金、技術、人才等不重要，資金、技術、人才肯定是治理大氣污染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大氣污染防治真正的瓶頸還是制度，聯防聯控機制是眾多制度安排中的一種。在法律法規、標準、組織、市場機制和政府政策等制度欠缺或不完善的情況下，大氣污染防治就不可能取得預期成效。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強調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

　　在各種制度建設中，政府職能的轉變最為重要。只有將政府職能從主要抓經濟工作轉到主要抓民生和環保工作上，同時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不再以GDP論英雄，大氣污染防治等環保工作才能順利向前推進。

　　曾衡：我國的工業化進程還沒有完成，產業結構調整剛剛開始，高污染的煤炭還是社會能源消耗的主角，目前我國能源消耗中煤炭仍然高達三分之二左右，據悉我國是對煤炭依賴程度最高的國家。同時，隨著經濟增長、城鎮化的推進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能源總消耗必然還會上升，減排和環保工作任務艱巨，需要政、產、學、研、媒（媒體）及民間環保公益組織等各方的共同重視與緊密協作。

　　劉建良：首先要解決的瓶頸就是地方政府與中央同力。最管用的辦法，就是調整稅收征管體制，引導各地與中央形成轉方式調結構的合力。對現有鋼鐵等高耗能產能過剩企業，形成的全部稅收都歸中央，而地方新上的高新技術和勞動密集型項目，形成的全部稅收都歸地方。這樣，地方政府在壓減產能過剩的高耗能燃煤企業方面，就沒有了內動力，就會由與企業一道與中央打“游擊戰”，變為與中央一心打“殲滅戰”；在發展高新技術和勞動密集型項目上，地方政府就有了動力和積極性，轉方式調結構的目標也會逐步實現。

　　其次要解決的瓶頸就是群眾與政府同心。一要解決政府的公信力。就是讓群眾看到治理污染，地方政府與中央同心、同向、同力，看到政府主持公平正義的形象和行動。二要解決法律的嚴肅性和執行的公平性、一致性。就是要用刑法來打擊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三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各級政府要用心發動群眾，通過科普等形式，讓群眾認識到環境污染對個人、親屬身體健康的危害，激發群眾參與環境保護，主動維權的熱情，積極大膽舉報違法行為。人民群眾發動起來之日，就是環境污染好轉之時。

　　農村的能源結構需要大力調整

　　中國經濟時報：前些年，人們對空氣污染的關注主要在城市，現在越來越有一種“城市污染向農村擴散”的趨勢，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佐軍：“城市污染向農村擴散”現象的形成，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許多城市“退二進三”，將產業發展重點轉向污染較少的第三產業或服務業，而將污染較重的制造業轉移到周邊農村。

　　二是一些城市城區垃圾向農村轉移擴散，如許多垃圾掩埋點、焚燒站都建在郊區農村，增加農村空氣污染的壓力。

　　三是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的推進，也直接造成了農村空氣的污染。

　　四是各種交通網絡向農村延伸雖然方便了農村居民出行，但客觀上也帶來了汽車尾氣等的大量排放。

　　五是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消耗比以往更多的資源能源，這也帶來了農村污染。

　　曾衡：農村的能源結構也需要調整，建議根據不同地區的條件更多地普及天然氣、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減少對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賴，研究燃煤效率的提升。同時華北地區的冬季采暖建議可以更多以太陽能等清潔能源代替。

　　劉建良：我認為城市污染向農村擴散這種說法有些不妥。對于我國北方來說，冬季大氣污染嚴重，主要是這兩年農民有點錢了，天冷也舍得買煤取暖，從而造成排放增加，農村也就失去了過去分擔城市污染轉移擴散的能力。因此，前面所說的聯防聯控必須是包括城市和農村全面區域性的。對農民冬季取暖要結合新農村建設，實行新能源集中供暖。由此增加的農民經濟負擔，政府要給予補貼。這樣，可以大幅減少冬季排放。

　　積極借鑒國外空氣治理經驗

　　中國經濟時報：我國近期出現的大范圍霧霾天氣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與之可類比的是，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中期也曾集中爆發重大大氣污染事件。在此形勢下，發達國家對大氣污染進行了持續治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三位專家認為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曾衡：一是健全和完善大氣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二是加強發動非政府組織、媒體及公眾進行必要監督；三是增進數字化管理，加強空氣質量監管；四是與高校等機構合作鼓勵科技創新，鼓勵各地區、各行業盡早實現經濟轉型。

　　從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比如英國倫敦、美國洛杉磯，在對大氣污染的認識、開展有效的大氣污染治理方面都經歷了幾十年的時間，我國應該發揮后發優勢，充分借鑒既有的經驗教訓和研究成果，比如關于霧霾的成分構成的分析辦法及致病性危害研究與防范等。在此基礎上盡量縮短治理周期，爭取能在十到二十年里高效治理成功，同時在治理周期中，對易受傷害的人群，特別是兒童和老人加強防護措施，比如在人口密集的中小學校、養老院安裝質量符合國家標準的空氣凈化設備，同時通過開展各類研討、宣傳等活動引起各界重視，發動各界力量共同參與應對空氣污染這一關乎全體國民健康的工作。

　　劉建良：當前，我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缺乏系統性、統籌性、全面性、協調性的頂層設計。英國的謝菲爾德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也是因為鋼鐵等耗能產業污染，成為“最骯臟的城市”。為解決這個問題，該市制定以發展體育產業為重點的城市轉型發展規劃，經過三十年的努力，已經成為世界著名的體育、旅游城市。

　　借鑒謝菲爾德市的經驗，一是每個城市和地區都要制定轉型發展規劃。完全靠壓減，是不可能完成治污目標的。治污必須與發展新項目結合起來，否則只靠減法，就業、財政、民生等就保不住，就不可能堅持下去。因此，要通過規劃明確轉型發展的目標、路子、政策措施，以及年度和階段性評估、修正等辦法，實現轉型發展，從根本上實現治污目標。

　　二是治污更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現在各地治理大氣污染的重點措施，主要是政府層層分解壓減指標，簽訂責任書，主導淘汰壓減燃煤高耗能企業。這樣，政府赤膊上陣，忙于直接參與，就不可能有精力去用心研究設計系統性、統籌性、全面性、協調性的治污規劃和管用的措施。這種習慣性的“一陣風”、“做樣子”給上級看的作法，治污效果可想而知。

　　三是確定的治污工作目標要可行。比如河北省提出用五年左右壓減燃煤4000萬噸，淘汰鋼鐵產能6000萬噸，看起來決心很大、目標很高。但是，這樣的目標既不可能實現，也無法去評估，好看不管用。即使靠不計成本、不計代價，這些壓減指標實現了，大氣污染也不可能好轉。因為這期間新上的項目排污未考慮在內。

　　四是制定的政策措施要管用。解決治理大氣污染的瓶頸，首先解決政府是不是真下決心。如治理汽車污染，見效最快的辦法，就是把城市現有一半的道路資源規劃改造成公共交通道路，用護欄隔離成公交專用通道，加上站點、線路規劃調整，實現便捷化公交，使更多的人們改乘公交車。同時，小汽車道路資源少了，必然行車難，再加上停車管理措施，買車的人就少了，汽車污染治理就會很快見成效。當然，這關鍵取決于政府的決心。這也是制約大氣污染治理最重要的瓶頸。

　　李佐軍：發達國家對大氣污染的治理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一是重視法律、法規在大氣污染防治中的作用。西方國家在大氣污染防治上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規。法律、法規會告訴居民什么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紅線在哪里，這對污染防治非常關鍵。同時，許多國家還非常重視環保法律、法規的落實。

　　二是重視發揮環保機構的作用。在一些發達國家，環保機構和環保人員都比較龐大。而我國目前環保機構編制和人數都不能滿足需要。而且各級環保部門成立的時間不長，職責也不夠清晰，有效控制污染的能力不夠。這些都有待于借鑒國際經驗加以改進。

　　三是重視公眾的環保參與。許多國家將公眾參與作為污染治理的基本舉措，以形成污染治理的社會合力，同時加強公眾對政府環境保護工作的監督，這一點也值得我們學習。